张祖勋院士的“好玩”事业
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在不同场合回答为什么搞数学时说：“就是好玩！”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在西南联大回答“为什么研究逻辑学”时也说：“为了好玩！”
3月9日，武汉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祖勋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，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呼应了前辈们的经验之谈：“好玩”两个字，道出了一切研究的真谛！言毕，75岁的院士露出顽童般的微笑。
张祖勋教授长期从事摄影测量与遥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。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和部委重大科研项目，在航空（天）影像测图自动化方面取得了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，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、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一系列国家和部委的奖励。推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摄影测量系统VirtuoZo，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已经推广应用1000余套，产生经济效益逾亿元。1988－1997年，张祖勋院士曾出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副校长。1995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。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近年来，张祖勋院士致力于将数字摄影测量的 新发展应用于工程设计、工程测量与数码城市的建立等领域，使摄影测量在工程领域中开创新的应用。建立新一代航空航天数字摄影测量处理平台——数字摄影测量网格(DPGrid)，并于2007年通过国家测绘局鉴定。2009年，基于DPGrid（数字摄影测量网格）的正射影像更新项目通过国家测绘局鉴定，整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。他撰写论文、著作200余篇，被SCI、EI检索70余篇，著作“数字摄影测量学”获1999年“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”暨“科技进步奖（科技著作）”三等奖。
小学后进，初中毕业差点上技校
因为“好玩”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张祖勋院士，小时候可没有像个小科学家一样思考那么多的“为什么”，而是像大多数男孩子一样，喜欢爬墙上树。苏州城的城墙、城内城外的香樟树，是少年张祖勋的乐园。
张祖勋1937年6月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。一个多月后，抗战爆发，一家人躲进上海租界。抗战胜利后，因为父亲在苏州有投资，张祖勋随父母住到了苏州。“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。”谈到盛产状元的千年古城姑苏，院士一脸的谦虚，“苏州是个小地方，1952年才有公共汽车，我小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，我从房子后门的小河里挑水回家，在水缸里放块明矾搅一搅，就可以用啦。”
院士还自谦“小时候是个‘后进’，连少先队员都没有当过。”初中毕业，他报考了技校，准备毕业后去做一名光荣的产业工人。但苏州市一中也录取了他。父亲看得远，说你还是读高中吧，读了高中将来还有机会上大学。
迄今为止已经诞生了16位院士的苏州市一中，显然教学得法。张祖勋在这里“开悟”了，数学是绝对的五分，语文稍稍有点拖后腿，但总分在年级能够排到五六名。1955年高考时虽然没有被录取到第一志愿北大，但也没有落到第二第三志愿，而是被调剂到他根本没有填报的同济大学测量专业。
培养兴趣，是对专业最大的忠诚
测量是什么东东？不知！后来同济大学测量专业要和兄弟院校的测量专业一起，到武汉组建一所全新的测绘学院，“听说可以坐几天几夜的大轮船，大家高兴得不得了。”但关于专业知识，以及专业前景，这群年轻人知之甚少。
张祖勋非常感谢导师王之卓教授对自己专业兴趣的培养。大学5年，他除了一门功课89分——四分中的最高分，其它全部是五分。那时候的大学，既严进又严出，“当年在同济一个年级120人，组建武汉测绘学院后一个年级是150人，毕业时只有90多人。”大学毕业，张祖勋留校担任王之卓先生的助教，3年后，他又报考了王之卓先生的研究生。上世纪80年代，张祖勋正带着学生做实验，已经是学部委员的王之卓教授来看望徒子徒孙，张祖勋觉得导师的一句话问到了他的心坎上：“好玩吧？
“真的是好玩！”后来张祖勋经常和高考“被选择”的学生交流：不要对“被选择”的专业失望，兴趣都是可以培养的。对专业的兴趣是对专业最大的忠诚。有感于现在年轻人对网络游戏的兴趣，以及成年人对麻将和扑克的兴趣，院士说：如果能够把他们的兴趣导引到对人类有利、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上来，那该多好啊。
三个半年，特殊经历成特殊财富
谈到早年的人生经历，张祖勋特别提到了“三个半年”： 第一个半年是在1965年，他和陈布雷的儿子陈适等老师一起下乡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。当时规定下乡干部有几种东西不能吃，其中之一就是不能吃荤腥。有一天房东在青菜里面加了一点腊肉丁，陈适和张祖勋很认真地把肉丁一颗一颗地捡了出来……
第二个半年是在1970年，张祖勋调入解放军测绘学院。“当兵”第一件事是下连队，从走正步，练军姿开始。第一天紧急集合，33岁的“老兵”张祖勋把裤子穿反了。部队搞野营拉练，穿四个兜的张祖勋与新兵们“官兵一致”，每天急行军100多里，硬是把京广线以西，黄河以北和太行山以东的大片土地丈量成身后的距离。
第三个半年在1976年至1977年之间。国门还没有打开，张祖勋被派往瑞士最先进的航测仪器厂学习。因为要避开苏联的上空，第一次坐飞机的张祖勋和另外一个同事，从北京—上海—孟买—雅典—苏黎世，不断起起落落，在空中呆了19个小时。下了飞机，两人一样的黑帽子，一样的中山装，一样的黑皮鞋，还有（借来的）一样的雪花呢大衣，俨然空降的“便衣解放军”，走到哪里都是焦点。张祖勋至今还记得瑞士师傅对他说过的一句话：你们中国人连我们仪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也造不出。
院士说，农村的半年，帮我从内部了解了社会；瑞士的半年，帮我从外部了解了国情。这是最好的政治课。而下连队的半年，则极大地磨练了我的意志，“以后研究中遇到的困难，和拉练中要挑战的生理极限相比，太不算什么了。”